罗荣恒有个二哥罗晏清，后来继承家业，当了家族的族长，家境比较殷实。四野大军进入湖南，解放了罗荣桓的家乡衡山时，部队要征粮，按照政策，罗晏清应该缴纳的粮食数额比较大。可他毕竟是罗荣桓的哥哥，第四十军军长罗舜初一时犯了难。
1949年8月，第四野战军中路军挺进湖南，衡山一带解放时，前线部队的后勤压力已近极限。几十万人马要吃饭，继续南下的战役一个接一个排着，粮食成了比枪炮弹药更棘手的问题。
野司下了死命令，各军抽调干部组成筹粮工作队下乡，按“粮多多出”的原则向富裕户征粮。政策定得明白，谁的田多、粮多，谁就多出。工作队逐村挨户摸排造册，一律照章办事。
衡山县南湾村摸底结果报上来时，一个名字让工作队的干部们停住了笔。罗晏清，第四野战军政委罗荣桓的亲二哥。兄弟俩相差十来岁，当年罗荣桓离乡读书、投身革命，家里一摊子事全扔给了这位兄长。
几十年下来，罗晏清操持田产有方，又当着族长，是十里八乡排在前头的殷实人家。按田亩和存粮算下来，应缴稻谷折合五千多斤，在全乡的名单上排在第一位。
工作队犯了难。罗政委的亲属为革命吃过苦头，早年罗荣桓在外头闹革命，家里被盯上盘查，全仗罗晏清四处周旋才撑住门面。
如今江山打下来了，头一件上门的事就是搬走几千斤粮食，大家心里这道坎迈不过去。有人提议缓一缓，有人主张往上头递个话，商量来商量去，最后还是把难题推给了四十军军长罗舜初。
罗舜初从山东抗日根据地就跟着罗荣桓，深知这位老首长在原则问题上从无二话。可毕竟牵涉亲兄弟，数目又不小，他觉得应当当面说一声。一天傍晚，他把情况带进了罗荣桓的住处，讲明工作队顾虑影响、下不了决心。
罗荣桓听罢没有半点犹豫，给出的答复简单到了极点：政策怎么定就怎么办，不能减，不能缓，罗晏清家头一个缴。他当场写了张便条，托人带给二哥。
便条上只有几句话，意思是家乡解放了是好事，大军南下急需粮食，他已嘱咐地方按规矩办，罗家一向受乡邻敬重，这种时候更该走在前面、交在前头。
便条送到南湾村那天，罗晏清看完信，在堂屋里坐了许久。说心里头一点不心疼是假的，五千多斤稻谷，是一年到头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家底。但这个当弟弟的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他不能给老五脸上抹黑。
老人家磕掉烟灰，起身招呼家里人装袋过秤。当天下午，黄灿灿的稻谷一袋袋装上车，一粒没少，全部缴清。罗晏清还顺手腾出几间偏房，给工作队充当临时粮库。
消息像长了腿，一两天工夫就传遍了衡山各乡。那些原本观望的富户乡绅，一听罗政委亲哥哥都带头缴了粮，而且缴得这么干脆，再也没人好意思推托拖延。之前卡了壳的筹粮进度一下子提速，南湾村反而从落后变成了样板。
这桩事在当时的四野上下引起不小的震动。罗荣桓治军严、治家更严的名声，早在他担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时就传开了。
1943年山东根据地精兵简政，他的妻子林月琴本在部队工作，按规定首批就减了下来，到地方当了普通教员。身边工作人员想不通，罗荣桓只说了一句话：领导家属不带头，精简就是一句空话。这次衡山征粮，不过是同样的逻辑在家乡重演了一遍。
更深一层说，这场征粮的顺利推进，靠的绝不仅是罗荣桓的一张便条。当时湖南刚解放，老百姓对新政权还在观望，不少人心里打着算盘：你们嘴上讲公平，真到动真格的时候，当官的亲戚是不是能通融？南湾村这一下，把所有人的疑虑打散了。连野战军政委的亲哥哥都照章缴粮、一颗不落，旁人还有什么话好说。
事后罗舜初跟身边人回忆这段旧事，有过一句感慨：政委拿自己开刀，比我们开多少动员会都顶用。其实他还有半句没讲出来——正是这种寸步不让的严苛，才让一支军队真正站住了脚跟。
规矩立给所有人，上至政委的兄长，下到普通一兵，谁也不能例外。征粮如此，打仗如此，带队伍也如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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